前言：转，有待考证，希望未来能整理下 中国吉他史，任重道远，欢迎有志之士参与。
【正文】
吉他在当代中国是一件普及程度极高的乐器，而作为外来事物，其传入中国的过程这个问题自然会 引起人们的兴趣。而关于吉他传入中国这一问题，目前 人们的认识似乎还未一致。
明末清初，正值改朝换代的大动乱时期，传教士频繁 来往中国，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同时附带传播欧洲文 化。除了传教士外，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东印度公司）也 来到了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贸易活动，这一时期，富可敌国 的郑家（郑芝龙、郑成功）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东南 沿海持续开展了规模宏大的贸易活动，也发生了因贸易 摩擦而引起的战争。这就是吉他传入中国的历史大背 景，可用“传教”“贸易”二词来归纳。目前有关吉他的 史料基本都深藏于与来华传教士有关的史料中，例如，方 豪、张国刚、陶亚兵等学者已经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了 吉他在清代早期或中期已经传入中国的事实。
清人吴渔山与来华传教士关系甚好，他在康熙二十年（1681 年）本想随神父柏应理前往欧洲，但到达澳门之后，没有 去成欧洲。他在澳门期间居住在三巴寺和圣保罗教堂， 其间完成了一本诗集《三巴集》，诗中的琵琶对应的应该就是吉他。因为琵琶与吉他都为弹拨乐器，因此不可能是提琴类乐器。黑人与吉他 本身就有着很深的渊源，比如，以吉他为主要伴奏乐器的 布鲁斯音乐就是黑人发展出来的。另外，在当时，黑人作为白人的奴隶，很有可能学习吉他，为白人表演或伴奏。 因此，这一点从逻辑上是解释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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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费赖之（Le P. Louis Pfister，1833—1891）于1870年至1877年间写成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书，该书中译本于 1938 年出 版，译者为冯承钧。书中记载了传教士严嘉乐（Karel Sla- viek，1678—1735）擅长吉他的事实，说“嘉乐尤其善弹 六弦琴，帝与侍臣皆乐闻其音”，“六弦琴”就是指吉他。
到了乾隆七年（1742年），根据养 心殿造办处《各做成活计清档》记载： 七月二十三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来说，太监高 玉等交琵琶十件，弦子六件，小拉琴十件，长拉琴一件， 西洋箫大小八件，班（斑）竹板三块，笙一件。传旨：着 西洋人认看，收拾得时即在陆花楼教小太监。钦此。于 七月二十九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传旨：着西洋人 添做大拉琴一件，长拉琴一件，笛四件，铁丝琴一张。钦 此。从其内容上看大概是说：太监高玉等人交来一批西 洋乐器，让洋人来验收，验收完后在陆花楼教小太监演 奏。上述所说的琵琶、弦子应该是西洋弹拨乐器。如果 依据杨乃济所认为的“所谓‘琵琶’当属吉他、曼陀林一 类”，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琵琶”应该就是吉他——因为琵琶在体型大小上与吉他差不多，并且都是用手指直 接搊的有品乐器，从近代的情况看，吉他一般也是被称 为“洋琵琶”的。而“弦子”可能是别的西方弹拨乐器， 但不可能是曼陀林。曼陀林是1740年左右被那不勒斯的 制琴师改制出来的，现代意义上的曼陀林更是1831年才 被制琴师帕斯克里（Pasquale）重新设计出来的，并且曼 陀林的真正的风光期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
从史料的情况上看，吉 他有过两次传入。第一次传入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 复弦五弦吉他（古吉他）由传教士从欧洲沿海路带入中 国，并且在宫廷和部分教堂中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第二次传入则是复杂的。现代六弦吉他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逐步从各国进入我国各大城市，至1930年前后，随着 上海流行音乐的风靡，吉他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 ——但从规模上看，了解吉他的人主要还是集中在大城 市，且人数也有限，在更广大的农村和小城镇，吉他几乎 是无人知晓的陌生“事物”。吉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传入我国之后就一直存在至今，中间并没有断过，有一些 人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吉他在大陆地 区“断绝”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断绝，还是有少部分人一 直在演奏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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